特斯拉砍一刀，新势力慌了？有门店紧急培训销售话术******
中新经纬1月9日电 (牛朝阁)20万元至30万元的新能源车市场要“卷”起来了。近日，特斯拉再度降价，Model 3下探至22.99万元，Model Y下探至25.99万元。
业内人士认为，特斯拉降价意在获得更多订单。特斯拉降价的车型主要集中在20万元至30万元的价格区间，对定价在这个范围内的其他新能源车企来说，“压力倍增”。
“尤其是那些销量较低的新势力，头部企业降价后，这些车企的车型竞争力就会下降，跟随降价，才能维持销量，以换取增长的可能。”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对中新经纬说。
中新经纬走访发现，特斯拉降价后，部分新势力车企如临大考，有销售人员紧急开会培训如何应对，但目前多数新势力车企并未推出促销活动。
特斯拉用“史上最低价”抢销量？
1月6日，特斯拉中国官网显示，特斯拉国产车型大幅降价，其中Model 3起售价由26.59万元降至22.99万元；Model Y起售价由28.89万元降至25.99万元。
1月6日午间，特斯拉对外事务副总裁陶琳在个人认证的微博表示，特斯拉价格调整的背后，涵盖了无数工程创新，实质上是独一无二的成本控制之极佳定律：包括不限于整车集成设计、产线设计、供应链管理、甚至以毫秒级优化机械臂协同路线。
2022年7月，面对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马斯克曾在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称，汽车售价处在一个尴尬的水平，特斯拉不能因为越过了负担能力的界限，就把售价提高至高水平，然后需求骤降，希望在某个时候能降低汽车售价。
据乘联会数据，特斯拉中国在2022年12月交付了5.58万辆，较上月下降了44%。
据悉，马斯克在2022年年初定下了交付量提升50%的目标，而特斯拉近日公布的年度产销数据显示，2022年，该公司全年交付量为1313851辆，同比增长40%，但距离完成KPI还差十个百分点。
“特斯拉降价说明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激烈，部分新能源车企面临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不高的现状，特斯拉希望通过降价来获得更多订单，以此提高市场占有率。”张翔说。
谁慌了？
最先感到压力的是那些车型定价相近且销量并不高的造车新势力，特斯拉降价后，定价在20万元和25万元附近的车型就要跟特斯拉短兵相接。
以具体车型为例，2022年10月初，Model 3的售价还在27.99万元，而现在购车，只要22.99万元，Model Y更是从31.69万元降至25.99万元，降幅均超5万元。
蔚小理主力车型售价方面，小鹏汽车的P7官网起售价为23.99万元，处在销量爬坡阶段的准主力车型G9官网起售价为30.99万元；蔚来汽车的ET7、ET5、ES7起售价分别为45.8万元、32.8万元和46.8万元；理想汽车的L7、L8、L9起售价分别为33.98万元、35.98万元和45.58万元。
其他新能源车企方面，在20万元至30万元这个热门价格区间内，竞争十分激烈，有广汽埃安的LXPlus(起售价为28.66万元)、VPlus(各版本售价为18.98万元至26.98万元起)；问界M5(25.98万元起)；极狐汽车的阿尔法T(21.88万元起)、阿尔法S(22.38万元起)、福特电马的跃世后驱版(24.99万元起)、无疆后驱豪华版(28.89万元起)等众多车型。
中新经纬此前走访发现，在特斯拉2022年10月底官宣降价后，不少车企都在一个月内选择了跟进，接连推出促销活动。如北京朝阳区多家华为体验店推出了针对问界M5和M7的保险、选装优惠；福特电马更是直接选择下调Mustang Mach-E全系车型的售价，降幅在2万元左右。
1月8日下午，特斯拉再次大降价后的第一个周末，中新经纬来到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新势力门店，店内的销售人员正准备开会培训，而开会的主题为学习应对特斯拉降价。
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小鹏汽车的销售人员则表示，“特斯拉降价后，有客户问我卖车是不是变难了？当然我们希望它涨价，但如果一个汽车品牌频繁降价，你还信任这个品牌么？它肯定不保值。”
但中新经纬走访发现，大部分新势力车企目前并没有推出促销优惠。
“目前没有价格变动的信息，为了消费者权益，正常都不会轻易涨价或者降价。”北京市朝阳区一家理想汽车的销售人员说。
“现在没有任何促销活动，全北京的门店都一样，后续是否会涨价还要看市场的情况。”北京朝阳区一家华为问界门店销售说。但他随后表示，店内有此前活动时的订单，25.98万元起售的问界M5可以24.48万元拿下，“还有一堆赠品，能直接换俩华为Mate50”。
据报道，对于特斯拉降价，小鹏汽车内部相关人士回应称，小鹏汽车有自己的销售节奏，会根据自身情况决定产品售价及促销活动，而非跟随其他车企。
蔚来汽车创始人、董事长、CEO李斌在被问及特斯拉频繁降价，为何蔚来价格相对稳定时，曾公开表示，价格稳定是对用户负责，从企业战略层面讲，特斯拉做法可以理解，但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值得商榷。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指出，10万元的电动车还不能满足大空间的家用需求，而燃油车的10万元车型已经是家用车型的重要选择。电动车替代燃油车，核心就是价格竞争，背后是产业创新和成本控制。
张翔认为，在头部车企降价后，其他车企的产品竞争力就会下降，跟随降价，才能维持销量，以换取增长的可能。
从二级市场表现来看，Wind数据显示，1月9日盘后，港股市场上，小鹏汽车跌5.00%，报38.95港元/股；吉利汽车跌2.35%，报11.66港元/股；理想汽车跌0.60%，报82.95港元/股；零跑汽车跌0.53%，报27.95港元/股；长城汽车涨1.18%，报10.30港元/股；蔚来汽车涨3.12%，报81.05港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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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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